9個月生豬存欄減少1.2億頭 專家：禁養區清理不能為豬肉漲價“背鍋”
來源：www.decheng777.com.cn 發布時間：2019/12/2 16:11:55
2019年豬肉價格如坐上火箭，直線拉升，誰應該為高攀不起的“二師兄”負責?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將矛頭指向環保。
11月30日，在第五屆中國環境社會治理研討會上，100多名專家和地方代表，圍繞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社會治理、法治變革、體制改革等主題進行了研討交流。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成為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參會人員更是對環境與經濟關系最近出現的一些雜音、不正確輿論表示了擔憂。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由于環保受關注度高，近年來，環保無疑成為了最容易被利用的“背鍋”對象，比如：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大被指是環保督察關停企業所致;部分企業員工失業被認為是環保限停產造成的;豬肉價格上漲被指是環保劃定禁養區導致的等。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成為討論的焦點：環保能不能退?
參與此次會議的代表有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科研機構，有中央機構編制研究會、中華環保基金會、美國能源基金會等社會組織，有江蘇省宣教中心、浙江磐安政府等地方政府部門。會議上，大家發言中對環境與經濟關系最近出現的一些雜音、不正確輿論表示了擔憂。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認為，環境治理是國家與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與任何一個處于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關鍵的轉型國家一樣，正處于社會風險的高發期，環境保護領域是社會風險的高發領域，要防止社會風險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政治風險。
實際上，近年來，隨著環保督察、環保執法的日益趨嚴，讓很多長期違法生產的企業感到不適，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一些長期違法排放、達標整改無望的企業被強制關停，引起了社會熱議，環保影響經濟發展的聲音不斷。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曾多次跟隨環保督察組奔赴地方進行現場督察，幾乎每一個被要求強制關停的企業，其生產現場的環境狀況都是“慘不忍睹”。比如在河北某地的一家冶煉企業，屬于家庭作坊式，共有員工10余人;前面一棟樓是辦公樓，后面院子里搭個棚子做冶煉車間，大量冶煉后的廢料隨處丟棄，車間沒有任何的環保設施，現場充斥著一股刺鼻的味道。督察組現場檢查后，要求改企業上馬環保設施，達標排放后才能繼續生產，而企業負責人在了解設施成本后，認為投資不劃算，自己提出考慮直接關停企業。
多位業內專家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這些企業的存在對環境破壞很大，它們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進行生產，一旦要求它們達標排放，這些企業的生存空間會被大幅壓縮。但是，如果縱容這類企業繼續違法生產，一家企業受益的背后是全社會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為其環保買單。
與此同時，一些狠抓環境保護、倒逼企業轉型的地區，也越來越嘗到環保的甜頭。以浙江長興為例，通過環保倒逼將一度污染嚴重的鉛蓄電池企業從175家整合成16家;結果是，產值增加超過13倍，稅收增長超過9倍。
為此，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慶杰、美國能源基金會劉欣主任等一批專家認為，當前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一定要保持戰略定力，強化共識，否則前功盡棄而且會影響全面小康目標實現。
豬肉價格上漲，環保該不該“背鍋”?
由于環保受關注度高，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各種經濟、社會等問題都會簡單歸咎于環保，最為典型的案例是今年以來的豬肉漲價。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王華說，最近看到報道，部分人覺得搞環保導致了生豬存欄數大幅度降低、豬肉漲價的問題，如果有一個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對話互動機制平臺的話，這種誤會問題就不會發生了。
環保不應該為此“背鍋”。王華分析，一方面從時間上講對不上。禁養區規模化畜禽養殖限制工作絕大部分在2017年完成了，而2018年全國生豬存欄量達到4.28億頭的高峰，2019年后才出現生豬存欄量大幅度下降。一方面從數量上也對不上。2017年前根據畜牧法、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動物防疫法、城鄉規劃法、文物保護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禁養區清理導致的生豬存欄量凈減少約3000萬頭;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2019年9月比2018年底凈減少1.2億頭，有時一個季度凈減少5000多萬頭，這絕不是禁養區清理所能導致。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生豬存欄數量分別為：4.15億頭、4.09億頭、4.29億頭、4.28億頭，同比變化波動在-3.0%~1.0%之間。而進入2019年后，波動的幅度在快速增加，截至2019年3月底、6月底、9月底生豬存欄數量分別為：3.75億頭、3.48億頭、3.07億頭，同比變化分比為：-10.1%、-15.0%、-28.5%。
重慶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秦鵬教授從重慶等地調研實際反映，豬肉漲價主要是豬周期疊加了非洲豬瘟等因素，環保不是推動因素，但是地方基層往往以環保執法或者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應對為借口，對生豬養殖等簡單一禁了之，有時也有局部擴大化。
有業內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應該加大信息公開力度。過去對于非洲豬瘟疫情，有些地方和部門長期遮遮掩掩，反而導致公眾的恐慌。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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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在第五屆中國環境社會治理研討會上，100多名專家和地方代表，圍繞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社會治理、法治變革、體制改革等主題進行了研討交流。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成為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參會人員更是對環境與經濟關系最近出現的一些雜音、不正確輿論表示了擔憂。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由于環保受關注度高，近年來，環保無疑成為了最容易被利用的“背鍋”對象，比如：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大被指是環保督察關停企業所致;部分企業員工失業被認為是環保限停產造成的;豬肉價格上漲被指是環保劃定禁養區導致的等。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成為討論的焦點：環保能不能退?
參與此次會議的代表有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科研機構，有中央機構編制研究會、中華環保基金會、美國能源基金會等社會組織，有江蘇省宣教中心、浙江磐安政府等地方政府部門。會議上，大家發言中對環境與經濟關系最近出現的一些雜音、不正確輿論表示了擔憂。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認為，環境治理是國家與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與任何一個處于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關鍵的轉型國家一樣，正處于社會風險的高發期，環境保護領域是社會風險的高發領域，要防止社會風險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政治風險。
實際上，近年來，隨著環保督察、環保執法的日益趨嚴，讓很多長期違法生產的企業感到不適，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一些長期違法排放、達標整改無望的企業被強制關停，引起了社會熱議，環保影響經濟發展的聲音不斷。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曾多次跟隨環保督察組奔赴地方進行現場督察，幾乎每一個被要求強制關停的企業，其生產現場的環境狀況都是“慘不忍睹”。比如在河北某地的一家冶煉企業，屬于家庭作坊式，共有員工10余人;前面一棟樓是辦公樓，后面院子里搭個棚子做冶煉車間，大量冶煉后的廢料隨處丟棄，車間沒有任何的環保設施，現場充斥著一股刺鼻的味道。督察組現場檢查后，要求改企業上馬環保設施，達標排放后才能繼續生產，而企業負責人在了解設施成本后，認為投資不劃算，自己提出考慮直接關停企業。
多位業內專家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這些企業的存在對環境破壞很大，它們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進行生產，一旦要求它們達標排放，這些企業的生存空間會被大幅壓縮。但是，如果縱容這類企業繼續違法生產，一家企業受益的背后是全社會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為其環保買單。
與此同時，一些狠抓環境保護、倒逼企業轉型的地區，也越來越嘗到環保的甜頭。以浙江長興為例，通過環保倒逼將一度污染嚴重的鉛蓄電池企業從175家整合成16家;結果是，產值增加超過13倍，稅收增長超過9倍。
為此，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慶杰、美國能源基金會劉欣主任等一批專家認為，當前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一定要保持戰略定力，強化共識，否則前功盡棄而且會影響全面小康目標實現。
豬肉價格上漲，環保該不該“背鍋”?
由于環保受關注度高，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各種經濟、社會等問題都會簡單歸咎于環保，最為典型的案例是今年以來的豬肉漲價。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王華說，最近看到報道，部分人覺得搞環保導致了生豬存欄數大幅度降低、豬肉漲價的問題，如果有一個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對話互動機制平臺的話，這種誤會問題就不會發生了。
環保不應該為此“背鍋”。王華分析，一方面從時間上講對不上。禁養區規模化畜禽養殖限制工作絕大部分在2017年完成了，而2018年全國生豬存欄量達到4.28億頭的高峰，2019年后才出現生豬存欄量大幅度下降。一方面從數量上也對不上。2017年前根據畜牧法、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動物防疫法、城鄉規劃法、文物保護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禁養區清理導致的生豬存欄量凈減少約3000萬頭;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2019年9月比2018年底凈減少1.2億頭，有時一個季度凈減少5000多萬頭，這絕不是禁養區清理所能導致。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生豬存欄數量分別為：4.15億頭、4.09億頭、4.29億頭、4.28億頭，同比變化波動在-3.0%~1.0%之間。而進入2019年后，波動的幅度在快速增加，截至2019年3月底、6月底、9月底生豬存欄數量分別為：3.75億頭、3.48億頭、3.07億頭，同比變化分比為：-10.1%、-15.0%、-28.5%。
重慶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秦鵬教授從重慶等地調研實際反映，豬肉漲價主要是豬周期疊加了非洲豬瘟等因素，環保不是推動因素，但是地方基層往往以環保執法或者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應對為借口，對生豬養殖等簡單一禁了之，有時也有局部擴大化。
有業內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應該加大信息公開力度。過去對于非洲豬瘟疫情，有些地方和部門長期遮遮掩掩，反而導致公眾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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